河井荃庐，一八七一年四月廿八日生于日本京都，是当时经营印章业的河井仙右卫门的长男，小名德松、得松，二十二岁时改名仙郎，字子得。三十岁首次西渡中国时改名“荃庐”，号今是草堂、继述堂等。 　　河井荃庐十五岁就随林双桥研修汉学，十八岁投京师篆刻家田芥津（一八二七—一九○二），学习擅长浙派的师风。几年后就能较完整地掌握浙派技法，并为己所用，得到了老师的赞扬。 　　早熟的荃庐在其立志篆刻不久的二十岁前后，借来赵之谦的《二金蝶堂印稿》和《名人印谱》，反复精心临摹。荃庐二十五六岁时，就已汲取徐三庚、赵之谦的营养，融入在浙派中，显示了一种新的展拓。荃庐应用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创刻的“岩谷一六住址印”上的楷书体裁，后来受到了和他交流的中国印人的赞赏。在用字的取材上，他还将目光投向《爨宝子碑》和日本上古时的金石，成功地将楷书引用于刻印中。以后，荃庐醉心于吴昌硕之篆刻，开始了对吴昌硕篆刻艺术风格的学习和研究。一八九九年，按日下部鸣鹤的要求，荃庐缩小摹刻了吴昌硕“日下东作”、“子”两印，展示了他热衷追慕吴昌硕风格的最早一步。荃庐二十七岁时，曾给吴昌硕去信，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并附上自刻印迹，请求吴昌硕的指教。当时五十五岁的吴昌硕对这位东国年轻印人的热情和印作有很好的印象，并写了回信。荃庐在第二次给吴昌硕去信时，希望有机会前往上海，以求得吴的当面指教。一九○○年九月，三十岁的荃庐和京都书肆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作伴，前往上海，实现了他期盼多年的愿望。二年后，荃庐再次西渡中国，在杭州旅居了三个月，和叶品三、方根石、王福庵、丁辅之、汪康年、汪洛年等江南印人进行了交流。以后，又多次到中国，收集、引进书画名迹、金石资料，促进了日中文化交流。在投师吴昌硕后，三十岁左右的荃庐，倾心致力于吴昌硕篆刻风格的学习，深受其印风的影响。不久，他又将汉印之浑厚简古的意趣和明清诸名家尤其是邓派的特色融合起来，在他三十岁刚过，就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据说，晚年的荃庐曾对其学生小林斗庵讲：“从芥津翁之严谨规矩的浙派风貌摆脱出来，我是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的。”吴昌硕还曾对荃庐讲：“你是较好地摹学赵之谦风貌的，我想学而未能，吴让之我是很好地学的。”与吴昌硕那种浑厚朴茂、胸襟开阔的风格不同，荃庐则是以一种灵活敏锐的感受力和精炼高超之技艺为寄托，来展示其清超高雅之艺术风格的。一九○三年，荃庐应自己一生的支持者三井右卫门的招请，移居东京，以篆刻为生，并参加多方面的活动，相当引人注目。那时，正是荃庐艺术生涯的充实期。随着年事增高，其篆刻艺术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韵味越发深蕴。其运刀畅达，点画遒劲，显示出厚重、丰丽、明快的印风。 　　作为印人，荃庐在篆刻艺术创作的充实期，还同时积极地从事金石学、文字学、书画的研究活动，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中，留下了他的许多足迹。一九一三年，西泠印社正式成立时，即成为印社社员。 　　河井荃庐三十至四十几岁时，正值日本明治末期至大正中期，这一时期有一批日本近代著名印人先后过世。荃庐三十九岁时，中井敬所（七十九岁）、滨村藏六（四十五岁）过世；荃庐四十五岁时，中村兰台（六十岁）过世；翌年，圆山大迁（七十九岁）过世。二年后，前田默凤（六十六岁）、山田寒山（六十三岁）相继去世。原本荃庐就已经是印界最年轻的核心人物而广受人敬，他们过世后，不仅在篆刻界，在涉及书画、金石、文字学等中国古文化艺术的各方面，已无人能和荃庐匹敌，他的技艺、学识已经很突出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十四岁的师长吴昌硕去世。此后五十七岁的荃庐就很少刻印了，除非有特别的请求，一般是不再动刻刀的。晚年被确认有创作年份的印，仅三十余方。 　　河井荃庐六十多岁时，日本书道界组织变得活跃起来。一九二八年，戊辰书道会创立。一九三○年，泰东书道院成立，荃庐被聘为审查顾问。在这个泰东书道院，荃庐和年轻人西川宁（一九○二-一九八九）相识。西川宁认为荃庐是一位在高水平上很好地把握东洋艺术精神，有传统维护者威容的老师。于是，西川宁就投师于这位自己敬仰的荃庐。翌年，泰东书道院的负责人组成了书道视察团，以河井荃庐为团长，同行有西川宁、川村骥山、松本芳翠等人，用一个月的时间，巡回考察了中国江南史迹，荃庐当时六十一岁，那次考察是他最后的中国之行。一九三二年，坚持文人那种清高精神的荃庐，因主义、主张的不同，向泰东书道院作辞，被新创建的东方书道会聘为顾问。另外，那时荃庐作为监修或主编，还主持、参与了许多与金石书画有关的书刊编集，有《中国名家墨迹》（和西川宁合编）、《中国南画大成》十六卷、《清人隶书集》《墨迹大成》十卷，并《增订寰宇贞石图》等。他还主持了清朝名家作品的介绍和宣扬的策划。一九三九年，吴昌硕十三回祭纪念展、赵之谦逝世六十年纪念展、陈鸿寿书画展分别举办，荃庐将许多珍藏的名家作品提供展览会展示，这对清朝金石字画作品了解不深的日本书道界来说，是一件大受裨益的事。 　　晚年的荃庐虽然不大动刀刻印，但是，他总是热心地指导涌现出来的后辈，乐此不疲地对日本、中国的印学及作品的鉴赏作策划指导，并施善供养金石家。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东京第一次遭受了美军的大空袭，荃庐单身进入被轰炸而燃烧的房屋里灭火，然而，不幸的是当时荃庐和他多年来竭尽全力搜集、珍藏的万卷书籍、书画印等一同遭受了厄运，荃庐遇难时七十五岁。 　　翌日，荃庐夫人和西川宁、小林斗庵、松尾谦三、中西庆尔这些荃庐生前有过亲交的人聚集一起，在残火余热尚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展开了对旧址的整理。不久，由西川、小林两氏主持，以在旧址中搜寻到的印为基础，集成出版了包括赵之琛印十五方、吴让之印七方、徐三庚印十方、赵之谦印四方、吴昌硕印十二方在内计二十家六十方印的《继述堂旧藏印》。 　　一九四七年， 河井荃庐三回祭法事在东京芝增上寺举行，他的印谱《继述堂印谱》编成。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书道杂志《书品》创刊，西川宁分十六次在《书品》上介绍荃庐的百余方刻印和多种印稿。 　　以后出版发行的河井荃庐印谱有：一九五六年由松丸东鱼编集的《荃庐印谱》上、下册。一九七三年《再续荃庐印谱》四册，收集了荃庐刻印四百八十方。一九七六年由西川宁编《荃庐先生印存》二本，对八百方印作了编年，反映了河井荃庐篆刻的整体面貌，该印存现今已作为定本，由和荃庐有亲交的郭沫若挥毫题字。另外，王个也寄送了七绝题诗二首，对荃庐有着极高的评价。一九七八年，曾在《书品》上连载过的荃庐印迹，和西川宁附配的解说增补后题名《河井荃庐之篆刻》一书出版。 　　一九八九年，河井荃庐墓在东京芝天德寺建立（和印圣高芙蓉墓石并置），改号为“宝书龛继述荃庐居士”。题字是西川宁晚年的手笔。至此，荃庐过世四十年，以西川宁为主的尚友会完成了对先师表彰的两大实绩，即：“印谱”和“建墓”（是年五月，西川宁八十七岁过世）。 　　河井荃庐的书法也是在年少时代就有定评的。他初学日下部鸣鹤之书风，二十五岁左右起，表现出受岩谷一六影响的气息。他不满足于时尚书风，涉猎古典，注重以法度严谨，格调高古的书道源本为追求目标。他二十八岁时寄给吴昌硕的第二次书信原稿中，就可以看出其书艺之高超。 　　荃庐移居东京后，其书法显示出抑隐笔墨锋势的趋向，字形也渐渐趋圆，表现出厚重的神态和充满金石味的独特风貌。荃庐中晚年爱好陈鸿寿的行草，然而，荃庐之书，是一种给人感觉金石家特有内涵和深度的书法，显示了他超然高雅的书风。 　　虽然荃庐是划时代的大名家，但是，他不事张扬，其文也好，其书也好，均不愿在人前显露，总是保持一种淡然清高的性格。在他那些书作中，有他花甲之年的墨书古铜印谱序跋抄件，有作为资料的太田梦庵著的《古铜印谱举隅》（十卷四本），及抄在二十张格纸上的未收录的印谱序跋和相关资料。那些书写在原稿用纸上的笔迹，更加显露出荃庐书风的简古、严谨，那是一些精到的有金石书法神态的珍稀作品。 　　敬仰并投师河井荃庐的西川宁氏，是荃庐的最深理解者、荃庐艺术的宣扬者。他在一九七五年这样写道“……河井先生有以澄清的姿态、冷静的眼光，不知厌倦地坚持一种印艺的神气，注重表现抽象感觉。当然，在此所说的抽象是一种追求艺术神气的纯真，最终是一种感性升华抽象的东西。荃庐先生是唯美主义的。……深切地感觉到先生的刻印是日本印学史上的观止，是通晓中国和日本近代印学的别帜……” 　　小林斗庵氏一九九五年在篆刻美术馆举办的“河井荃庐展”的图鉴中附有卷首语，例举了荃庐多方面的业绩： 　　一、对中国金石法书、名画书籍的研究、引进，对中国文化传入日本作出了贡献，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抛弃泥古落后。 　　二、以渊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对《书苑》《读书会志》编集的贡献，主编《中国南画大成》《中国墨迹大成之汇编》，又主导三省堂《书苑》编集等。 　　三、推重文字学，与重野安释博士规划“复兴说文会”。 　　四、及时对出土甲骨文进行的研究、介绍，较知名的有大正四年和林泰辅博士共著的《龟甲兽骨文字》为主的众多的甲骨资料的搜集。 　　五、和以吴昌硕为主的近代中国文人展开密切的交流，对日中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 　　六、热心对以门生为主及尚友会、古金文会、竹云会、白社等晚辈进行指导。 　　在河井荃庐逝世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他对日本篆刻界的影响仍然广泛而且深入的。他的正视传统的创作态度，追求个人风格气韵，尊重古典而又重视格调的精神，正在被以小林斗庵为代表的后来者积极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