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1910~2005年） 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江苏吴江人。4岁进入母亲创办的蒙养院，开始接受正规教育。1928年入东吴大学，读完两年医学预科，因受当时革命思想影响，决定不再学医，而学社会科学。1930年到北平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通过毕业考试，并取得公费留学。在出国前，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时迷路，误踏虎阱，腰腿受伤，王同惠出外寻求支援，不幸溺水身亡。伤愈后，回家乡农村休养时，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1936年夏，费孝通去英国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研究院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中文名《江村经济》，此书流传颇广，曾被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列为学生必读参考书之一。1938年回国后费孝通继续在内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农村、工厂、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出版了调查报告《禄村农田》。1944年费孝通访美国归来后不久，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著作有《生育制度》、《乡土中国》及译文《文化论》、《人文类型》、《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任国务院民族事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第六届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春费孝通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名誉奖，1981年春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奖章，1982年被选为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荣誉院士，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曾在加拿大作《中国的现代化和少数民族》演讲。1992年费孝通发表《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收入自己80年代以来考察沿海乡镇企业的主要研究报告，就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其在改革和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1957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同样也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费孝通一生，都曾与另外四个大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有着特殊的关系。费孝通写过一篇《纪念吴泽霖先生》的文章,说明他与吴先生相识于西南联大,1950年的中央访问团,民族识别,1956年的民族调查,费孝通与吴泽霖都在一起共事或保持工作联系。1952年-1956年两人又同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授,共事四年; 潘光旦与费孝通是师友关系,自然特别亲密,互相搀扶度过那段艰难的岁月。在潘光旦寂寞的晚年,曾在在病床前陪伴潘光旦一年,潘光旦咽气前，费孝通把老师拥抱在怀中，哀叹“日夕旁伺，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直至老师停止呼吸。费孝通与黄现璠相识于1951年的中央访问团,费孝通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代理团长;兼任广西分团团长,黄现璠任广西分团副团长。1956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费孝通与黄现璠又同是全国人大民委委员。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1980年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十一个顾问中有四个大右派:分别是吴泽霖、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费孝通与吴文藻也是师友关系。被打成右派后,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爱散步,傍晚时分，总能看见这四个人分成两组到校门外散步,那些不知青红皂白的小学生争相围观，呼叫那个大胖子（费先生）是右派人物，还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头。费先生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之后，费先生曾被调离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过，平反以前连一张书桌都没有。改革开放时期，有人曾建议费先生回中央民族学院（后改为大学）担任院长，遭到学院那些左派人士的反对，就是他们把费孝通打成右派的，害怕费先生回来清算旧账。忆往昔，潘先生在1967年逝世，黄先生在1982年逝世，吴文藻在1985年逝世，吴泽霖在1990年逝世，费先生在2005年逝世。二十世纪,这些硕学大师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随着他们的相继去世,当今中国人类、民族学界还有"大师"否? 当温家宝总理感叹四周无人可用而发出“大学要出大师”的呼唤时，足知其微言责备了。